关于李白诗歌的美学探索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0 08:06 标签:

关于李白诗歌的美学探索

 

李白以其狂放不羁、不同凡响的精神品格,卓尔不群、大巧自然的诗歌创作,深刻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面貌,成为唐诗最光辉的代表。李白诗歌作为古典诗歌的范式,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早已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但融合渗透在李白诗歌中的美学思想,及其对李白诗歌的作用,人们关注得似乎还不够。实际上,李白诗歌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的照耀下,才散发出辉耀古今的风采;李白诗歌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这根琴弦的震颤上所发出的黄钟大吕之音。

天人之合的哲学观

李白诗歌美学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以整个物质世界——天、地和人作为描写和抒情的对象。观照诗歌的美学发展史,我们发现历代诗歌美学家都对诗歌以天、地、人为对象有所论述。清代诗歌美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谈到“《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①天人之合就是自然与人和谐,自然与人合一,在诗歌创作中,达到这种境界,就取得了自由。对李白诗歌来说,这种自由,既表现在对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表现为对天、地、人这一整体结构的思辨与艺术把握。李白认为,天、地、人作为一个对象化、客体化、人格化了的哲学范畴,它同时是认识、实践、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而真正的诗,也就是自然与社会、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图画。刘熙载从诗歌体裁上对诗人以天、地、人为对象做了如下的区分“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②。虽然李白的诗歌不能据此来加以区分,但在李白诗歌中,几乎可以清晰地听到

“天地之心”的微妙律动。在他笔下,有天宇之飞鹏,有海域之巨浪,有奔涌之黄河,有浩渺之长江,有峥嵘峻茂之山峰,有飞珠溅玉之瀑布,有飘逸不群之凤凰,……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鸟兽花木、江河湖海等皆化作诗人表情达意之载体。这些独特的生命意象,拥有多彩的艺术效果,它们共同构成了李白的诗歌逍遥化的诗话人生境界和艺术化蒙陇意境。李白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从天、地、人这个审美对象出发,把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考察与思索,用独特的方式,注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熔炼和凝聚了自己炽热的灵魂与血肉,达到了钟嵘所说的“照烛三才,晖丽万有”③的至高境界。

人格魅力的凸显

诗歌创作审美活动过程中的审美主体和客体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通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呈现出“退让”与“回归”的客体性,客体呈现出“契合”与“坚守”的主体性。在这两者结合统一的过程中,诗人的人格作为一种审美主体力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历代诗论都非常重视和强调人品与诗品的关系,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往往就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诗人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感受,主要取决于他的个性、气质和阅历,他的创作个性越鲜明,对艺术的贡献也越大。

李白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充斥着一种激情与张力,成为中国诗坛上一曲品格强烈、奔腾浩荡的绝唱,这是李白人格魅力在诗歌中的显现,也是李白诗歌获得广泛喜爱、雅俗共赏的奥秘所在。这种人格魅力不仅为蜀地的阳光雨露所滋润,为离经叛道的经历所淬砺,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所浸染而成的。它在李白的诗歌中,形成了人格与自然物象的沟通,人因自然物象而美,自然物象也因人而美,双方在情感、意志上始终保持一种互相感应,互相升华的默契。山、水、雪、月、鲲鹏等自然物象,无不是李白人格精神的依附,它既受到我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制约,又是“物我同一”的人生艺术的展示。尤其是鲲鹏那人格化的崇高形象,是在庄子原型上的再塑造,它既怀抱远大的理想,对自由与光明有执著的追求,又有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气魄。它是一切狭隘、短浅、琐屑的藐视者和唾弃者,它既勇于自我否定,又勇于自我超越。

纵观中唐以后各代的评价,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李白的诗歌艺术成就是肯定和赞赏的,而对李白“品格”及现实创作内容往往每有疵义。一方面,士大夫将李白傲岸不羁的性格和狂放的诗风浓缩为可凌驾于政治权力上的精神力量,透露出由来已久的“道尊于势”的心理寄托;另一方面,这种“道义”的精神力量又由于李白极具个人特色的经历和创作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典范性”和“非正统性”。如被赐金放还,从永王磷幕,以及大量浪漫奇纵、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的诗歌等,依照“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的内修外达道路而言,李白的这些种种表现不足以担当道德人格的典型。李白始终在“豪逸超迈”和“浮浅卑下”中来回徘徊,恰恰在于传统精英阶层在意向世界中欲将李白个人特征与人为设置的“理想精神”强行捏合所致。略有差别的是,平民对李白的肯定,更多是通过身份认同的喜悦和对民间英雄的崇拜来展现的,众多故事塑造的既是贴近平民的普通人形象又是可以拯救平民的非凡英雄。平民阶层对李白名望的推崇也透露出民间“小众文化”传统权威意识的矛盾心态。一面是对李白蔑视权贵的举动大加赞赏,一面又很乐意看到地方官的权威被李白的“威望”所压服。这种复杂心态,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反击传统的关键突破口,又成为民族文化心理延续新变的重要基础。

滋润生命的根须

一切艺术的发展,都是以它的前在艺术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站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俯瞰和洞悉诗歌艺术真谛并加以创造性发扬光大的李白,十分重视借鉴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李白作为具有卓越独创性的诗人,虽然有着强烈的“个体主体性”但却不可超越地浸染着民族心理和思维个性的特点。在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中,反映着强烈的民族“群体主体意识”。李白从小受到道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两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追求逍遥自在、清静无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焕发着强烈的昂扬进取、积极入世的精神。他既有“济苍生,安社稷”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也有“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超世情结。这两种思想从他青少年起,就一直纠结于他的内心中,李白终其一生都是在这两种思想不断激荡并交叉换位的状态中度过的,使他的思想呈现出整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李白思想上的这种特点,在他青少年时期处于青觉醒状态并即将离开四川时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在他25岁那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告别家乡时,就唱出了“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的诗句,实际上一粒矛盾的种子已经播种在李白那颗永不安分的心上。李白在学业上产生了广博高深的多元化需求,在以儒、道为主修之外,兼修佛、纵横、杂家之学。龚自珍在《最录李白诗》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李白的思想和诗歌除了在总体特征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艺术文化和哲学文化的精华外,在诗歌创作的题材和意象上,也集中体现了民族的思想和感情。李白诗歌创作中经常涉及到的伤时忧国、眷恋家乡、热爱祖国、藐视权贵、追求自由等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很强的代表性,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情感高度统一的体现。可以说李白的思想和诗歌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数能够全面、鲜明地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

追溯历史的源流

李白自己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候,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白学业需求的广泛程度。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无为长生,以及唐代蜀中的游侠尚义都奇妙地统一在李白身上。他既讲儒术,又讲法术;既追求一举成名,又向往隐退山林。他一方面接受道家含光混世的哲学,一方面又汲取功遂身退的思想。这样以儒为进、以道为退的人生观就在他的身上得到了统一。蜀中又是一个有着任侠文化风气的地方,侠士风气自然以浸染着李白,而任侠正是盛唐的时代风格。李白明确宣扬“儒生不及游侠人”,对游侠的豪气纵横、恩怨分明十分倾慕,任侠思想表现在李白的生活上就是“轻财重施”,“存交重义”,纵酒携妓,及时行乐;表现在性格上就形成他豪爽自信、纯真平等的特点。他常以狂客自居,有着冲决一切的气魄,动辄“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任侠思想与匡时济世的儒家思想相结合,使他希图一举建功而后功成身退。

除了受父亲的影响外,李白还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及阅读他人著作获得收益,他模仿了上至禹,下至司马相如、扬雄及其他蜀中、蜀外诸贤的风韵;此外,他在反复对经史的记忆和强化中,亦受到孔子、孟子、老庄、韩非、历代名将、名僧、名道的耿介个性、磊落人格和执著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潜移默化影响。李白喜欢称道的历史人物有吕尚、鲁仲连、管仲、张良、诸葛亮、范蠡等安邦定国的人物,而李白在诗中出现“东山”、“安石”的典故有48次之多。“东山再起”的谢安形象,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李白,他一遇到挫折,就从“东山”中汲取力量,励节亢高。

直至今日,当我们惊叹于诗仙李白的惊世高才,并试图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他的历史地位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竟然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位置属于他,他飘忽于主流之中,又游离于主流之外。这源于中国的文学传统基本上是在儒家哲学体系下繁衍的,而唐朝立国的思想基础以道家思想为其哲学主题。李白诗歌的美学思想飘忽于中国的儒家文学传统之外,却与大唐盛世紧密相连,其豪迈飘逸、雄奇瑰丽、奔放不羁是盛唐之音最为直接的体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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